[借鏡荷蘭]~共生、妥協 以商立國

作者:陳雅慧 2002,1/248

是談判專家,也是難纏的生意人,荷蘭人還是最懂得運用協商達成共識的政治高手。

結夥跨海做生意、攜手抽水爭耕地,荷蘭人更是最能體會團結共生的全球玩家,

是什麼力量,讓由商人主導的國家在國際上創下典範?

  從鹿特丹高空鳥瞰,馬仕河和萊因河像兩條大蛇,蜿蜒貫穿。馬仕河曾為荷蘭的鹿特丹帶來摧毀生靈的洪水威脅;萊因河則一路從瑞士、奧地利、德國帶來歐陸的污染。

 荷蘭人不抱怨天險的試煉,反而掌握這兩條水路命脈,讓鹿特丹變成全世界載貨量第一的國際大港。三分之一土地在海平面以下的小國,卻是全世界第八大出口國、競爭力連續五年排在全世界前五名、去年夏天更被《經濟學人》雜誌評選為未來五年最適合經商的國家。

 這一連串的成績,讓同樣是小國的台灣羨慕,但是荷蘭一路走來的歷程,也付出了很多的代價,才苦盡甘來。一九八二年,荷蘭經濟衰退1.2%、失業率高達10%,通貨膨脹率7%。所有福利國的後遺症,統統發生在荷蘭,是舉世警惕的「荷蘭病」。瑞典社會學者佘柏(Goran Therborn)批評當時的荷蘭,是「福利國家最失敗的特例,人民只有福利、沒有工作。」二十年後,「荷蘭病」奇蹟痊癒,並以新體質贏得西方社會傳頌。

 前德國總理柯爾公開在國會表示,荷蘭經濟改革是歐洲國家的典範。一九九七的G7高峰會,荷蘭總理柯克(Wim Kok)應邀演說轉型成功的經驗。一九九九年柯克到美國訪問,前總統柯林頓對媒體說:「我們還在討論『第三條路』,荷蘭已經成功了。」

 台灣比荷蘭還要小一點,人口比荷蘭多一點,同樣依賴貿易,但是荷蘭的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幾乎是台灣的兩倍……。在荷蘭這面鏡子裡,台灣的身影依稀可見,卻處處不一樣。

台灣和荷蘭的歷史情結

追溯歷史上游,很容易把台灣和荷蘭的關係密切連接,但歷史的洪流一瀉千里,引導出現代台灣和荷蘭相似又不同的方向。

 十六世紀,世界上第一家跨國企業——荷蘭的東印度公司,抵達亞洲,成為第一個有系統統治台灣的政權。台灣民族英雄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,曾任職這家「外商公司」擔任翻譯,後來還成為東印度公司在台灣最大的商業競爭對手。十七世紀,東印度公司利用台灣的地理位置,全力發展轉口功能,成為中國、日本、南洋、歐洲等地貨物的集散中心。「台灣一進入歷史時期,就躍入以貿易為導向的海洋文明體系。荷蘭人充當『首動者』,貿易成為日後台灣歷史和社會發展的特色,」台灣史學家黃富三說。

 歷史一翻頁,來到西元二○○二年。荷蘭是全世界第七大貿易國,貿易總額高達三千九百億美元,進、出口金額都佔了國民生產毛額的六成以上。台灣則是世界第十四大貿易國,貿易總額兩千三百多億美元,進出口值也各佔GDP的四成以上。為什麼荷蘭的表現遠優於台灣?

 十六歲的荷蘭高中男生達克斯,指著世界地圖上的荷蘭說,「阿姆斯特丹(Amsterdam)的A從英吉利海峽開始,到m已經抵達德國邊界,荷蘭真的很小!」

荷蘭真的很小

    「荷蘭是一個很小的國家,」這是每一個荷蘭人形容自己國家的第一句話。這不是謙虛,而是務實。荷蘭處在英國、法國、德國等超級強國的中間,十五世紀被西班牙統治。二次大戰間,被德國佔領。

 發展經濟,是夾在列強當中的小國最實際的出路。荷蘭外商投資局的中文網站上介紹荷蘭,「荷蘭以商立國」。副局長高比德(Pieter A. van Gulik)解釋,荷蘭沒有什麼產業,也沒有天然資源。只好當中間人,經手貨物交換,來賺取生存。這樣的定位與策略,所有荷蘭人都清楚了解,甚至以此自豪。「我們是談判高手、難纏的生意人,美國人說我們連一毛錢都要賺,」荷蘭跨國企業,荷蘭國際集團(ING)總裁基斯特很驕傲的說。

 捷安特歐洲廠副總經理楊福見和荷蘭人交手的經驗則是,「什麼東西交給荷蘭人賣就對了!」的確,在歐洲,荷蘭人是最好的推銷員。荷蘭人說荷蘭語,但是八成的荷蘭人會說英語。四成會說英語和德語。15%則可以說英語、德語和法語。無論是公車司機或路邊小販,都可以用流利的英文對話。

 台大哲學系教授傅佩榮曾經在荷蘭萊頓大學當過一年訪問教授。在《那一年,我在萊頓》書中提到,「荷蘭人沒有德國的種族沙文主義,也沒有法國的文化沙文主義,自認平凡也容易接受外人。」荷蘭人掌握整個歐洲的語文,也對歐洲的鄰居瞭若指掌,因此可以恰當的扮演「門戶」的角色。但是,反觀台灣,對亞洲鄰國的認識非常貧乏。「印尼過去三任總統是誰?馬來西亞的小學要念幾年呢?」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陳國棟丟出一串問題,並直陳台灣人對鄰居「不了解、不關心」。研究台灣經濟史的陳國棟認為,這是台灣不能像荷蘭一樣,成為亞洲轉運中心的重要關鍵。

「向外看」的荷蘭人

    國家小,但是荷蘭人向外探險,不受國界的束縛。荷蘭人的祖先出海捕魚,現代荷蘭人則坐飛機到世界各地做生意。蘊藏的是同樣不向命運低頭的勇氣。在《低空》(The Low Sky)書中,荷蘭的歷史學家范德侯斯(Han van der Horst)描述:荷蘭人以前是水手,在和大自然驚險的對抗當中學到,「大海不是敵人,只要有勇氣橫渡大海,就有寶藏。」大海磨練出荷蘭人堅毅的個性,也教給荷蘭人風險意識,這是做長久生意的一個重要原則。

 早在中世紀,荷蘭的船商就懂得分散風險。船商並不擁有幾艘船,而是擁有幾艘船的股份,因此當有意外發生時,損失可以減少。也因此,船商之間,又是競爭對手、又是合資夥伴。要控制損失,獲取可以預期的利潤,除了要分散風險,事前更必須掌握商情,以利精密計劃。因此「向外看」,是荷蘭人生活的一部份。每天,荷蘭報紙的頭版新聞幾乎都是國際新聞,甚至連火車上提供給通勤族的免費報都不例外。荷蘭總理訪問中東、或是和英國、法國首相討論恐怖主義的新聞,都排在第二版以後。

 在觀光客稀少的小鎮火車站,還是很容易找到英國的《金融時報》、德國的《明鏡》週刊、美國的《財星》雜誌……。掌握了資訊,精明的商人出手前還要縝密計劃。從飛機上往下看荷蘭,一塊塊整齊的田地,就像棋盤一樣方正。春天到了,花田就像大地的一道道彩虹,規規矩矩的紅色一排、紫色一排、黃色一排,精心設計過的下種距離,刻意安排的顏色對比,在在顯示荷蘭的謹慎、有組織。

 在市區的電車站牌,可以看到電車時刻表寫著「08:2313:4717:31」。不要懷疑!多半的電車都會按照時間表準時出現。偶爾過了三分鐘,還沒有車蹤,就會看到等待的人臉上露出沒有耐心的表情,拿起手機開始連絡。因為錯過08:23的電車,就趕不上09:01的火車,然後10:10的約會就要遲到,這一遲到,下面的約會也都被影響。荷蘭人的精準,在生活細節中處處展現,就像是精確的電車時刻表。

 而每逢荷蘭遭遇挑戰,面對變局,旺盛的求生勇氣、加上團結對外的傳統,總會變成指點生路的一盞明燈。

波德模式

 一九八二年,「荷蘭病」入膏肓,荷蘭的經濟困境彷彿沒有出路。這時工會領袖、雇主代表以及政府三方,決定坐下來,談出一條生路。最後,勞工自願未來幾年不調薪、換得雇主減少工時但不裁員的承諾。政府保證彈性工時的勞工擁有完整的社會福利,但是另一方面,減少失業給付等等,各方勢力在談判中妥協,有得、也有失。這著名的瓦聖那協議(Wassenaar Agreement),奠定了荷蘭勞工結構的轉型、扭轉政府財政惡化的趨勢,正是荷蘭經濟重新出發的基礎。

 不調薪,在高通膨的經濟情況下,讓荷蘭的勞工成本變得相當低廉。一九八三到九五之間,荷蘭的工資成本平均比德國低15%。彈性工時和部份工時制度,則讓企業和員工可以有更多選擇。

 一九八八年至今,荷蘭總共增加了一百二十萬個工作機會。兼職的工作目前超過兩百萬個,整整增加了六成,佔全部就業機會的三分之一。兼職工作增加,讓許多有小孩的婦女重回職場,荷蘭女性就業率大大提高。到去年九月底,雖然世界瀰漫在經濟衰退的陰影下,荷蘭的失業率卻又創下歷史新低,只有2%,歐盟則平均高達9%。九七年開始,荷蘭的GDP成長率年年高達4%,即使在去年世界景氣衰退的陰影瀰漫,荷蘭仍有2%的成長率,這樣的數字,讓很多國家忌妒。

 參與瓦聖那協議的工會領袖,就是現在極受人民愛戴的荷蘭總理柯克,今年六十四歲的柯克,已經擔任八年的總理,就在聲勢達到頂峰時,決定今年二月不再參加選舉,但目前許多人認為,他將是下一任歐盟執委會主席的最佳候選人。柯克的性格沈穩、冷靜、沒有架子,荷蘭人稱他是「獨行俠」。今年夏天柯克和太太到英國渡假,開著小轎車,沒有保鏢,也沒有秘書隨行,開到哪就住在當地的民宿。柯克從工會領袖到總理之路,一路見證了二十年荷蘭經濟的轉型,也確保八二年的談判並不是曇花一現。之後,政府、勞方、資方建立了一個協商的機制,什麼事情都要三方坐下來達成共識。

 創造荷蘭奇蹟的共識協商機制,被稱為「波德模式」(Polder Model)。也是荷蘭人為了生存,必須團結起來的精神基礎。波德,意指海埔新生地,在海埔新生地上,風車必須二十四小時不停的抽水,只要停下來,大家就有滅頂的危險。所以大家要實際、要合作、要有計劃、要努力工作。因此,西方社會又稱荷蘭經濟奇蹟是共識經濟(Consensus Economy)或是協商經濟(Consultation Economy)。

危機意識下的共生哲學

 荷蘭人重視共識和團結,是因為心裡深層的危機意識。荷蘭西南部的三角洲,曾因五十年前的大洪水奪走兩千人的生命,新建築的防洪大水壩強度,是以一萬年才有可能發生的洪水或是颶風來作計算。但是充滿危機意識的荷蘭人總是說:「你怎麼能保證一萬年,不是明天?」

 就是這種危機意識,讓荷蘭人根深柢固了「共生」哲學,寧願坐下來談出一條生路。荷蘭銀行(ABN-AMRO)執行副總裁施赫恩(Paul Scholten)說:「荷蘭太小,我們不能犯錯,一定要合作。」在政治上,荷蘭,從來沒有任何單一政黨,贏得超過35%以上的多數支持。因此,組成聯合政府是荷蘭政治的傳統,任何政黨都小心翼翼,從來不會和對手撕破臉,因為「今天的敵人,可能就是明天的朋友,」現任執政黨工黨的國會議員也是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康德斯(Bert Koenders)說。也因此,在台灣已經四年,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駐台代表史仕培(Siebe Schuur)觀察台灣的政黨生態,仍是覺得不可思議,「在荷蘭,你絕對、絕對不可能說出,『我永遠不和跂合作』這樣的話。」

 荷蘭人對地理劣境的危機意識衍生出共識團結的傳統。陳國棟分析,台灣人的危機意識卻是來自歷史,短短三百年的台灣歷史主導權都掌握在外來移民,從荷蘭人、日本人到國民政府。因此,過去台灣人一直對這塊土地抱著「過客」的心態,未能發展出像荷蘭人一樣,願意永續經營、累積實力的堅強意志。

政府公司

 荷蘭這個小小的國家有許多舉足輕重的跨國企業,譬如皇家殼牌石油、飛利浦、聯合利華、ING、荷蘭銀行等,而且企業家精神,也落實在官僚體系當中。「管理政府就像管理企業,」這是七○年代荷裔美籍的政治學者雷法特(Lijphart)為荷蘭政府下的一個有名的註腳。

 從中央政府開始,荷蘭的經濟部每兩年都會主動出版荷蘭經濟的評等報告。厚達三百頁的報告,從荷蘭的總經和財政、人力資源、創新環境、硬體建設、市場環境、資本市場六個層面,和日本、美國、紐西蘭、丹麥、英國、奧國、德國、比利時等八個荷蘭視為競爭對手的經濟強國詳盡比較。評比,不但用數據清楚的呈現出荷蘭的經濟體質,也同樣對競爭對手的實力一覽無遺,再度印證荷蘭人蒐集情報縝密計劃的特性,「評比的另一個目的,也是監視競爭對手,」史仕培說。

 其他的政府部門,也一樣把「客戶」需求擺在第一。客戶需求主導的企業經營精神,從荷蘭中央一路貫穿到地方政府。「鹿特丹市發展公司」,聽起來像一家地產開發公司,卻是貨真價實的鹿特丹市政府都市發展計劃處。「我們的客戶是企業,因此不希望看起來官僚,所以取了一個新名字,看起來像企業一樣,」負責對亞洲招商的經理范登堡(Rien van den Berg)說。

 而曾經在荷蘭住過三年的前任飛利浦董事羅益強,也對荷蘭官僚體系的彈性印象深刻。羅益強還記得,荷蘭的警察看到路邊逾時停車時,會先摸摸車的引擎蓋,假如還是熱的,就立刻開罰單,因為這代表剛剛才停,是蓄意不交錢。假如引擎蓋已經冷了,警察會等在旁觀察一下,因為車主有可能是辦事耽誤,不是刻意違規。

歐洲的門戶

 只比台灣大一點點的荷蘭,在國家競爭的版圖,為自己爭到一個獨特不可取代的位置。一本一本印刷精美的荷蘭外資局宣傳手冊封面,印著世界各國文字寫的「荷蘭,歐洲的門戶」。經濟部長林信義接受《天下雜誌》專訪時,也提出台灣要轉型成為中國大陸市場的「門戶」。

 要成功扮演「門戶」角色。首先,台灣從企業到政府必須改變想法,面對現實。「外國企業來荷蘭,不是為了荷蘭的市場,是為了整個歐洲市場,」務實的荷蘭投資局副局長高比德開宗明義說。荷蘭自願扮演最佳「跳板」的配角角色。荷蘭出口的貨物有86%是轉運到的其他的歐洲國家,其中一半是到德國。相較之下,台灣對亞洲鄰近國家的出口只佔總出口的六成,還有很大的成長潛力。

 成功的「跳板」,最後也會變成一個市場最重要的「咽喉」。四成的日本商品要透過荷蘭,才能進入歐陸。一半以上的國際配銷物流公司將總部設在荷蘭。

密密麻麻的運輸網

 第二點,天然的地利,還要加上便利的基礎建設。從荷蘭到德、法、英、比,開車不到一個鐘頭就可以抵達。再加上水路、火車、公路、航空,織起一張密密麻麻的運輸網。荷蘭的位置是歐洲的心臟,運輸網則是保持心臟跳動的大小血管。

 鹿特丹港務局亞洲業務發展部經理安德華(Evert Raymakers)拿出地圖說明,貨輪從大西洋北上,通過英吉利海峽在鹿特丹下貨,透過高效率的物流管理,轉搭火車抵達德國漢堡,只要十六小時。但假如貨輪經過鹿特丹,繼續坐船到達漢堡,則至少需要二十四個小時。

 第三點,也是最重要的一點,就是人力素質。多語言的高素質勞工是荷蘭最廣為人知的特色,但是有彈性的勞動力,更是推展新型態服務業的必要因素。自從網路時代來臨,跨國公司紛紛利用科技,整合後勤服務。在歐洲,荷蘭成為成立泛歐電話服務中心的最佳地點。賓士汽車的售後電話服務中心就設在荷蘭南邊的馬斯垂克。在當地的辦公室當中,有一個很重要的單位就是泛歐氣象預報中心。當德國北方發生了暴風雪,當地的車子勢必發生很多不可預期的狀況。氣象中心就必須立刻聯絡服務中心,趕緊召集說德語的客服人員上線,「在歐洲幾乎只有荷蘭的勞工可以這麼有彈性,」高比德說。

 語言能力和勞工彈性還不足以道盡荷蘭勞工的高素質。捷安特歐洲廠副總經理楊福見指出,在荷蘭的生產線上根本不用設品管,因為荷蘭的員工,每一個人都對品質要求很高,在生產線上的任何地方發現有瑕疵,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份內工作,都會自動去改進。

慢一點,但拿九十九分

 「台灣人要快,寧願只拿九十分;荷蘭人慢一點,但拿九十九分,」楊福見比較。藍天白雲下的荷蘭美景,每一寸都是人工打造,「上帝創造世界,荷蘭人建立低地國,」這是荷蘭人的驕傲。天空低低灰灰的,但腳踏實地的荷蘭人撐著。

 荷蘭和台灣都靠「經濟成就」,走進世界舞台。荷蘭人的危機感,像芒刺不斷提醒他們要不斷找活路,台灣呢?

 

小國養出大公司    作者:陳雅慧 2002,1/248

 荷蘭的前十大企業都是跨國級企業,這些荷蘭籍的跨國公司把荷蘭的影響力帶到全球各個角落,

為什麼荷蘭公司一出手,就是國際陣仗?

     在荷蘭,不管是都會還是小鎮,處處都可以看到荷蘭銀行(ABNAMRO)黃綠相間的霓虹燈、印有ING橘色獅子的自動提款機、皇家荷蘭殼牌石油橘黃色的貝殼招牌、旅館房間裡則是飛利浦的電視機……,這些都是荷蘭公司,也都是著名的跨國企業。

 皇家荷蘭殼牌石油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石油公司,《財星》雜誌全球五百大企業排名第六、ING是全世界第二大的保險集團、聯合利華是全世界第一大的生活日用品公司……。

 但是看看台灣,第一大企業台塑集團的營收還不到殼牌石油的十分之一,台灣前十大集團的營收加總起來也不及殼牌石油一家。

 為什麼同樣是地理小國,荷蘭的企業卻有能力在國際市場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?

中世紀的跨國企業家

 歷史扮演很關鍵的角色。早在中古世紀,荷蘭人就已經是精明的跨國企業家。西元一五九二年,第一艘荷蘭人的船抵達印尼,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「跨國公司」--東印度公司,並在一六二四年在台灣建立據點。

 精明的荷蘭人深深體會跨國經營的困難,利用分散風險,來提高經營企業的利潤,並發展出一套精密的商業制度,譬如,股東制度。

 東印度公司,就是由荷蘭王國前身,聯省共和國(Republic of Seven Provinces)七個省份的商人共同集資成立的。在當時,荷蘭人就已經深諳董事會的民主運作以避免獨裁統治。聯省共和國當中,荷蘭省是最有錢的一省,也擁有東印度公司最大的股份。但為避免董事會被荷蘭省商人牽著鼻子走,在十七席的董事中,荷蘭省佔八席、其餘各省共佔九席,小省聯合就可以避免荷蘭省的獨斷獨行。

 股份制逐漸制度化後,公司可以被切割成許多小部份,證券交易所也因此成形。股東在證券交易所交易股份,如此,資產的流動性增加,也帶動了金融服務業的發展。

 一六三六年,就至少有360種不同的商品在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進行買賣。《鬱金香熱》(Tulipomania)書中,作者麥克戴許(Mike Dash)更指出,當時可能約有四百名正式的股票交易員。一六三○年代,荷蘭興起了鬱金香熱。當時,因為季節的因素,鬱金香的球莖只能在夏天交易。但是,因為鬱金香的身價高漲,大家都看好鬱金香交易的「獲利前景」。於是,荷蘭發展出世界上第一個「期貨」交易。從此之後,球莖不再是交易的單位,買賣雙方交換的只是一張期票,上面寫著花朵的資料以及球莖挖出來的時間。

 最早、最完整的金融制度從阿姆斯特丹萌芽,荷蘭人從中世紀培養出來的國際視野,和精密的金融操作經驗,讓荷蘭的企業往往一起步,就走國際化的路線。

 假如從歷史來看企業的發展,台灣就沒有那麼幸運。

 一六三○年代,當阿姆斯特丹的證券交易所開張交易的同時,荷蘭人開始在台灣進行生產性的貿易。訓練台灣人種米、種甘蔗外銷創造利潤;台灣,在當時也是荷蘭在亞洲的「金融中心」,專門轉運從日本運來的白銀到印度買棉布。

 台灣經濟「移民」掌控

 但是,身為殖民地的台灣,卻無法像荷蘭一樣,自主的將商業氣氛播散,讓商業制度成型。

 「台灣三百多年的歷史來看,產業發展都是由『移民』主導,移民政權更迭,貿易對手也跟著替換,產業隨之調整,」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陳國棟分析。移民主導的經濟發展,對未來不確定,總是邊走邊看、短線操作的過客心態。「希望快一點可以看到結果,總是在盤算接著去哪裡,」研究台灣經濟史的陳國棟說。

 除了歷史因素外,民族的性格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。對內,荷蘭人因為經商學會管理風險、共擔責任的原則;對外,要對抗水患,就必須「團結對外」(compete as a team)。

 「荷蘭這麼小的國家,卻有世界一流的足球隊,」ING大中華區幕僚長福祿特認為,足球的運動精神,充分表現了荷蘭人「團結對外」的特色。荷蘭的企業就像荷蘭人一樣,不喜歡個人英雄、強調發揮團隊的力量。企業經營採取集體領導的方式,由幾個人組成的董事會代表公司最高的決策機構,任何重要決策,若沒有在董事會達成共識,是不可能付諸執行的。「ING集團雖然有CEO,但實際決策還是由董事會共同決定,」福祿特說。

有效發揮團隊力量

 基於「團結對外」的精神,荷蘭人也十分擅長和不同的人合作,獲取最大的利益。荷蘭的殼牌石油和聯合利華都是和英國合資的跨國企業,如此一來,在國際上就有兩個政府可以替企業說話。

 在發揮團隊力量的基礎上,荷蘭人尊重個別差異,因為尊重個別差異,團隊的力量才可能做最有效的發揮。譬如,荷蘭企業在國際間購併,往往都會保留原班經營團隊,讓舊的經營團隊繼續為荷蘭公司賣命。這受荷蘭立國「分權」精神很深的影響。

 至今,聯合、利華合併已經超過七十年,但仍保有兩個總部,一個在英國倫敦、一個在荷蘭鹿特丹。ING購併英國霸菱集團,也是由既有的團隊經營,總部也仍在倫敦。十六世紀東印度公司代表荷蘭政府統治台灣期間,在台灣的荷蘭人也從來不超過一千人。「或許是因為荷蘭人口少,所以發展出這種授權的傳統,」荷蘭貿易駐台代表史仕培半開玩笑的說。

 從歷史比較,台灣企業的確有理由發展得比荷蘭企業慢。但是,台灣經過五十多年的經營、經過首次政黨輪替……,這塊土地上的人們,也正要開始擺脫「移民」的心態,正要開始凝聚「團隊競爭」的共識。

 或許,從歷史來看,台灣錯過許多。但是,往未來看,只要「開始」就有機會,荷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